五一假期，荣昌火了。火的原因不仅是大量游客涌入荣昌，而且是接连出现的非常规治理措施，当地仅凭领导一句话，就能“乱停车不贴罚单”、“公务员五一不放假充当志愿者”等，在公众舆论场激起了法治与人治的争论漩涡。这些看似"人性化"的临时举措、“发展经济”的非常措施，实则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困境。当我们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审视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：唯有坚定不移走依法行政之路，才能构建真正稳定可持续的治理秩序。

法治文明的核心在于确立规则的权威性。三河市禁止红色装饰引发的争议，暴露出权力僭越法律边界的风险。《行政处罚法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"法无授权不可为"，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法律授权为前提。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律规范的行为，本质上是将公共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这种治理逻辑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背道而驰。

人治思维制造的治理幻象往往昙花一现。公务员五一不放假充当志愿者维持交通秩序、充当食堂服务员等的做法，表面上解决了停车乱象、食堂人手短缺问题，是应对当地假日火爆的非常举措，但实则消解了交通法规的严肃性和履行职责的错位性。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，既无法形成长效约束机制，更可能动摇公众对法治的信仰。

现代法治体系本身具有包容创新的制度弹性。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创设的"包容审慎监管"原则，为行政裁量提供了合法空间。深圳交警推出的"首违不罚"制度，既彰显执法温度又坚守法治底线。这种在法律框架内的创新实践，既避免了权力任性，人治盛行，又实现了治理效能提升，2022年深圳交通守法率因此提升至92.7%。

站在新的历史方位，我们更需要用法治思维破解治理难题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"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"，这为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。当城市管理者面对复杂治理场景时，应当善用法律预留的制度空间，通过法定程序完善规则体系，而非寻求法外施恩的捷径，特别是不能耍人治的威风。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让每个行政行为都经得起法律检验，才能真正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。